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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的这场改革加速国家走向灭亡,却又推动了历史的发展
作者:admin    发布于:2020-06-14 15:51   

东晋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,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和羌这五个少数民族,趁西晋发生内乱之际,先后入主中原,建立起许多政权。到了南北朝初年,汉民已经宅居江南,出现刘宋与萧齐两个朝代;而北方地区,随着鲜卑族的崛起,其他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全部被消灭。由鲜卑族所建立的北魏政权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,与南朝对峙。

北魏太武帝对汉民建立的刘宋政权颇为轻视,双方共进行了三次南北大战,都未能实现统一。由于敌视刘宋,所以太武帝对境内的汉民采用压迫的政策,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矛盾。到了冯太后之时,国家承平日久,鲜卑与汉民逐渐融合,这时候定都平城,歧视汉民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,因此北魏开始推行汉化改革运动。

太和十四年,冯太皇太后驾崩,孝文帝得以亲政,北魏的汉化改革运动也就由此进入了高潮时期,为缓和鲜卑与汉民的矛盾,促进民族融合,实现再度统一,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孝文帝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登基为帝,但他直到冯太皇太后驾崩后才开始亲政。他对太后皇太后的感情极深,一方面是出于留恋,另一方面是为了挟持群臣,迫使他们同意施行汉民的丧礼。因此,在将太皇太后安葬于永固陵之后,孝文帝依然不肯除去丧服、欲行三年之丧,这与鲜卑人的习俗相违背。

于是群臣急忙上疏劝阻孝文帝,却被他以至情难却由因顶了回来。他对群臣说:“朕仰惟恩重,不胜罔极之痛。思遵远古,终三年之礼。”这是要借冯太皇太后的丧事来变革旧俗,采用汉民的古礼。每当遇到群臣劝阻时,孝文帝就表现出悔哀过甚、米粒不进的样子,以此来胁迫群臣答应变更礼仪。

经过这场礼仪之争,刚继位的孝文帝树立起了“孝”的形象,并且能够胁迫百官顺从自己的意愿,变革旧俗,为推动汉化改革打下了基础。除了“孝”之外,孝文帝又重视“文”的建设。他认为鲜卑人在马背上打下了天下,只懂武功而不讲文治,所以发展落后。而要重视文治,就得加强官制的建设。北魏从建立以后,从未有官禄之制,许多官员都过得很穷苦。像高允这样的大臣,也只是拥有草屋数间的家产而已。官员如果没有恒产,那也便无恒心,而且容易滋生腐败。故而,在孝文帝当政初年,才正式下诏,要求“置官班禄”,不准百官从事经商,他们的一切收入皆由国家财政负担。这使北魏的官僚制度走向了正规化。

要施行文治,就得尊崇儒学,重用儒生。孝文帝继位后,立即改谥孔子为“文圣尼父”,兴建学堂。在皇家宗室里还设有“皇宗学”,邀请名儒来给皇家子弟讲授古代的礼乐制度。孝文帝对儒学很感兴趣,经常亲临“皇宗学”,向博士们咨询经义,访问治道。

这样,在迁都洛阳,变更法制、移风易俗之前,孝文帝就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。他从礼仪入手,重新规定了人们的行为规范;从官禄入手,建立起一支文官队伍;从教育入手,培养新一代学人,变更人们的价值观念。为大规模的汉化改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。

北魏建国之初,以武功为主,所以都城的位置也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考量。在明元帝的时候,有人就曾建议离开平城,迁都于邺。但大臣崔浩却说:“此乃非计也”,他认为北魏把首都定在平城,可以威制四夷。因为平城位于北方,如果汉民聚集的地方有叛变,鲜卑族的骑兵就可以横冲直下,立即平定。而如果把都城定到河南的邺地,那里鲜卑人稀少,到处都是汉民,而且会有水土不服之患,对于北魏立国无益。

孝文帝则不认同这种说法,他认为北魏既然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,那么就不能制造鲜卑与汉民的对立,而是要通过汉化来加强民族融合。鲜卑族的风俗对于汉民来说太过于野蛮落后了,而且国家建立已届百年,兵力强盛而百姓愁苦,这是只修重武功、不兴文治的恶果。要想确立北魏的正统地位,就应当迁都洛阳,入主中原。不能再像之前的石赵、慕容燕和姚秦那样,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胡人的政权。

因此,在太和十五年,孝文帝正式下诏,否定十六国的正统地位,认为北魏不是承续了十六国的国统,而是继承晋朝为水德,表露出即将要入主中原的意向。两年之后,孝文帝看着六月雨雪、风沙常起的平城,正式下了迁都洛阳的决心。他担心群臣不同意,便假装下令说要南征萧齐。不料任城王拓跋澄却认为此时出师不吉,不该轻举妄动。孝文帝本想独断专行,不用管群臣的意见,因此说:“社稷我之社稷,任城欲沮众邪!”谁知拓跋澄寸步不让,反驳说:“社稷虽为陛下之有,臣为社稷之臣,安可知危而不言?”

孝文帝这才醒悟,要想推动改革,单靠自己不行,还需要得到拓跋澄这样有名望的大臣来支持。所以他私下召见拓跋澄,坦诚相告,并取得了后者的认可,成功以出师为名,胁迫百官离开平城,迁往河南。大军渡过黄河,来到洛阳之后,不朽遇到了连日暴雨。百官苦不堪言,便劝阻孝文帝不要南征,孝文帝就以定都洛阳为条件,权衡之下,百官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。这样,孝文帝借助要掀开房顶的恐吓之辞,成功让保守的鲜卑人同意要打开一扇窗的要求,汉化改革顺利进行。

在胁迫群臣答应迁都之后,孝文帝便在洛阳营建宫室,命拓跋澄到平城去将百官的家室子女全部迁徙过来。这次迁都举措,大大推动了汉化的进程,为后来变更胡服、修改胡姓、以华风而化胡俗提供了保障,使保守派再也无力反对汉化改革。

在汉化改革之前,北魏即使军事实力强大,也依然是一个蛮夷之国,就像匈奴一样,不被汉民所认可。孝文帝鉴于五胡兴衰得失,知道“自古胡虏无百年之运”的原因就在于未取得汉民之心。石赵、苻秦与慕容燕都先后据有中原,但他们施行的都是分裂政策,没有取得汉民的支持,所以兴起不到百年便相继亡灭。要想走出“胡运不过百年”的宿命,就得变胡为汉,施行汉化改革。

北魏建立于398年,到了孝文帝迁都洛阳的493年时,百年即将届满。为了冲破魔咒,定都洛阳后,孝文帝再度大举改革。次年,他正式下诏禁止国中士民穿着胡人的服饰。这让许多人很不高兴,为了安抚民心,便下诏从平城迁过来的人,一律免除三年租赋。

太和十九年,孝文帝召集群臣,宣布从今以后一律禁止官员使用北语,全部改用正音。年龄超过三十岁的,因习性已久,可以慢慢改变;年龄在三十岁以下,如果在诏令发布之后,依然使用北语,那么将要受到降黜及免官的处分。之后,北魏又改用长尺与大斗,一遵《汉志》;又立国子、太学、四门小学于洛阳,继续推行汉化教育。

二十年,孝文帝再次下诏,宣布皇室正式改姓为元,不再以拓跋为姓,诸功臣皆应响应改姓的要求。此时,恰巧皇太子因不满河南苦热,密谋逃回平城。孝文帝知道后,决定杀鸡儆猴,废太子为庶人,反对派见此再也不敢吭声。

二十一年,北魏南征,连下南阳、新野、南乡诸地,恰逢齐高宗驾崩,而孝文帝也身染重病,只得还军;二十三年,孝文帝病危,然而念不念不忘改革的进展,他招任城王拓跋澄到自己的病榻之前,询问道:“朕离京以来,旧俗少变不?”不久便驾崩,年仅三十二岁。

孝文帝死后其庙号为“高祖”,古人云“祖有功而宗有德”,可见在北魏后世君臣看来,孝武帝具有着很大的功勋。他的汉化改革使北魏摆脱了“胡运不过百年”的宿命,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运超过百年的胡人政权。但是,孝文帝之后的宣武帝,曾在钟离之战中惨败于萧梁;宣武帝之后又是孝明帝,发生六镇之乱,尔朱氏趁机崛起,不久北魏便陷入东西分裂,名存而实亡的境地。因此,也有人说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导致北魏丢弃了赖于崛起的彪悍风俗,文治兴起使武事渐弛,国家遂陷入衰亡。

对于孝文帝改革的意义,我们不是站在一姓之兴衰的角度来评价,不是要为拓跋氏进行凭悼。而是要立足于五千年的中华历史之中,这场汉化改革转变了五胡乱华之后,南北分裂、渐行渐远的局面,通过鲜卑人汉化,消除了南北之间的隔阂。在经历百年丧乱之后,北方逐渐摆脱胡人的野蛮风俗,通过民族融合的方式来重建华夏文明,恢复社会生产,为后世隋唐的统一打下了社会基础。

因此,北魏孝文帝改革在缓和鲜卑人与汉民间的矛盾,乃至于缩小南北朝的分化与对立,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使历史上趋同的力量逐渐战胜分化的力量,在“合久必分”之后,重新走向“分久必合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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